1948年我考入北大中文系，当时中文系有沈从文先生开设的“大一国文（兼写作）”、废名先生的“现代文学作品分析”和“李义山诗的妇女观”、唐兰先生的“《说文解字》”、齐良骥先生的“西洋哲学概论”等课程。我最喜欢的课是废名的“现代文学作品选”。他选的都是别人不选的那些短篇作品，有时候就是他自己的作品。他讲课的时候非常入神，忘乎所以，我们听着也忘乎所以。沈从文的课我也非常喜欢，他讲课很慢。“大一国文”和“大二国文”后来改成了“国文与写作”，特别加重了写作的部分。第一年是记叙文写作，第二年是文艺文写作，第三年是议论文写作。因为一连3年都要练习写作，且每3个礼拜就要交一篇习作，可以短一些，但都要亲自写过，自己立意、自己提炼、自己行文，所以我们那时的写作功底还是很不错的。

　　20世纪70年代，我给留学生讲授了3年“中国现代文学史”，头两年以朝鲜留学生为主。那时候我教他们和教中国学生差不多，只是比中国学生的教学内容要浅一点，他们大概能听得懂。最后一年，我教得比较得意的是一个欧洲班，班上的学生来自12个国家，像比利时、丹麦等西欧、北欧国家，也有英国学生，挺齐全的。他们的学风比较自由，有时候也辩论，我说一个想法后他们就提出自己的看法。那时候，他们讲英文我基本上能听懂，也很锻炼我的英语听力和口语。给他们讲中国现代文学，为了让他们理解，我需要讲一些英国的或者北欧的文学（那时候我对北欧的文学文化很感兴趣），并接触一些他们所在地域的文学。当时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地将中西方两种文化搭在一起了。

　　后来我在北大和中国文化书院向学院内外的求知者授课，介绍中外文化概要和比较文学知识。当时来听课的人一般年龄都比较大，三四十岁的人居多。因为没有接受过很好的学校教育，所以他们对各种讲课都非常重视，很愿意听，不过也很挑剔，如果我讲的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他们都会提出来的。之后我在长沙的岳麓书院讲弗洛伊德，“中西”“中西对话”等话题自然而然地就在讲课过程中出现了。从那时我就开始进行中西比较和对话了，虽然当时我还没有设想过要建设一个比较文学学科或在中文系创建一个教研室。

　　1985年，我在北大中文系建立了比较文学研究所。在这方面我恐怕是一直没有什么自觉意识的，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基本没有过建所的打算，比较文学当时在系里也没有任何地位。我建所、设计课程和引进人员的想法，是后来慢慢成形的。我做人也好、做事也好，很重要的就是“听其自然”，“听其自然”是我的格言。我没有刻意地想过要成立一个比较文学学科，要教哪几门课，要招什么样的学生——我就是按照我觉得合理的方式去讲，在讲课之后，慢慢地就形成了一个视角。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北大和我是血脉相连的，不论是其精神命脉，还是过去的那些老师们。我觉得这是一块宝地，中文系将来会越办越好，这一点信念我是有的。而且北大的精神是“创造”，它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是“常为新”的，是要创新、要走新路的，这也与我自己的精神是一致的：总是要创新，不能老是说人家说过的话、做人家做过的事。现在北大还有很多年轻教师，在创新上做得比我好，这对我来说就是最高兴的事。

　　（乐黛云，1931年生，1985年创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